岭东二爨书风的兴起，是伴随着近代岭东书法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其背景与中国近代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紧密关联。岭东二爨书风有师承渊源、络清晰、传播面广、发展水平高的特点。其书风群体以独特的精神风貌屹立于潮汕书法史、广东近代书法史乃至中国近代书法史。
岭东二爨碑融碑入帖潮汕书法史
广东省的汕头、潮州、揭阳和梅州、汕尾的部分地区，近代以来统称潮汕地区，亦雅称岭东。该地区距离二爨碑所在地云南省曲靖市有一千多公里之遥，然而岭东地区自近代以来，二爨书风颇盛，绵延至今，这种书法现象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从岭东地区书法相关文献的调查入手，较全面地整理岭东爨体名家的相关资料，在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岭东习爨的特点，追问其历史原因，客观地分析岭东二爨书风的影响。
一、近代岭东习爨名家列叙
（一）曾习经——林清扬——佘惠文、许秋岚——许习文
曾习经生于同治六年，卒于民国十五年（一八六七——一九二六）。字刚甫，揭阳棉湖人。晚号蛰庵、湖民。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初任户部主事，官至度支部右丞，兼任法律馆协修、大清银行监督、税务处提调、印刷局总办等职，最后在清帝逊位前一日辞官。
曾习经的书法，深受其时倡碑的影响，博取众家之长。清朝自乾嘉以来，碑学理论深入人心，至清末碑派书法一统天下，学南北朝碑版、墓志成一时之时尚，曾习经书法以北齐泰山石经、隋龙藏碑、《张黑女碑》等为宗，又参以六朝碑版，墓志，以至二爨、汉隶。故其书风稳重、厚朴。其小楷则劲健、古意盎然。[1]
曾习经习爨之作，有现藏澄海博物馆的临《爨龙颜碑》条屏，虽为“意临”，却神完气足，结体方正，隶楷相兼，章法疏朗，淳朴安雅。
从文献资料上看，曾习经为岭东书家习爨之最先者。在碑版拓本的传播方式相对落后，书法传承仍需师徒相授的时代，他的实践对整个岭东的习爨书风起了极大的号召和带动作用。[2]
林清扬，揭阳人，家学渊源。北京中国大学毕业，在京师时，列曾习经门墙，书法受曾习经影响，致力于《张黑女墓志》，晚年醉心爨宝子，自成风格。其书法力追沉厚超逸之境。[3]
在曾习经影响下，潮汕书法摆脱馆阁派出现的一些碑派代表书法家。生于广东揭阳的许习文，幼承家学，五岁习书，十六岁入岭海诗社，师从佘惠文，他从作品入手，分析了范家驹、陈景仁、佃介眉等人的书法风格，他还将詹安泰和秦咢生的“爨”体书法作品进行比较。[4]其书风平和端庄，书卷气浓。
许秋岚、佘惠文师从林清扬，许习文师从佘惠文，按许之习爨与林清扬、曾习经渊源颇深，可以推知许秋岚、佘惠文与二爨也有渊源，但关于许秋岚、佘惠文之习爨，文献资料无载，故不叙。
（二）范家驹
范家驹（一八八一—一九四三），别名芝生，晚年自署蹶翁，潮阳和平人。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入庠，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中举人，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登进士，曾任法部郎中，后绝意仕途，以病辞官回乡。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与郑邦任等办六都高等小学堂。一九一〇年随父往上海经商。在上海期间，与黄遵宪、李瑞清、刘大同、朱汝珍等知名人士往来密切。晚年蛰居故里，潜心著述，惜手稿佚失。
范家驹一生临池不辍，师法汉隶、魏碑，尤其喜欢二爨。擅楷书、行书，造诣宏深。笔墨圆厚潇洒，外松内紧，挺劲秀丽，雄浑壮伟，古拙沉实，庄严肃穆，融隶楷于一炉。潮阳现保存其笔迹多处，和平镇桥尾大峰祖师墓的古碑亭内，有其石刻题书：“万事从宽，其福自厚，仁慈者寿，凶暴者亡。”和平范氏祠堂有其楷书石刻，如王维诗：“岩壑转微迳，云林隐法堂。羽人飞奏乐，天女跪焚香。竹外峰偏曙，藤阴水更凉。欲知禅坐久，行路长春芳。”横幅楷书似隶非隶，近楷非楷，纯粹魏碑书风，圆厚华润，平正冲和，安静深穆，风度端凝。范家驹所书扇面较多，书法风格大致相同。癸酉（一九三二）四月，天羽仁长将北行，范家驹用扇面书仁王护国经赠之，仍属魏书风格，笔划多有隶意，圆润古拙，骨秀而不瘦，肌丰而不肥，令人喜爱。
（三）詹安泰—蔡起贤—蔡梦香—饶宗颐
詹安泰（一九〇二－一九六七），字祝南，号无庵，又曾署无想庵，饶平县新丰楼仔村人。十岁学写诗，十三岁学填词。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广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于韩山师范任教十二年，兼任金山中学教员。一九三八年以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
詹安泰在执教之余，热衷于书法篆刻研究，对汉隶、魏碑用功尤勤。他的书法别具风格，以碑法入行草，能写好几种不同书体，无论是碑体，还是行书，皆炉火纯青。胡镇福收藏的詹安泰楷书册页，从《爨宝子碑》变化，夹带李瑞清笔意。[5]詹安泰能写好几种不同书体，陈其铨先生曾谓：“詹师擅六朝及晋碑，以二爨笔意入行草，古雅遒逸”，其一九五〇年二月为志浩弟所写的行楷书，从《爨宝子碑》出，用笔方圆结合，更多的笔画含有隶意，特别是转折和捺笔，燕尾的形象突出，自然古朴，独具风韵。[6]
陈永正《广东书法述略》云：詹安泰、郭笃士均以碑法入行草，詹氏典雅，郭氏雄肆，同源而异途。[7]
詹安泰于帖学之外，对于碑版、章草、篆隶都有广泛的涉猎。对“二爨”《西狭颂》《华山庙碑》用功甚多。[8]詹安泰的学生，有张无晖、刘步升等，限于资料，不能考叙这两位的二爨渊源。
书家蔡起贤（一九一七——二〇〇四）自幼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其书法初从唐楷入手，继学二王。后来得到詹安泰的经常性指导，受其影响，专攻“二爨”，以汉隶魏碑笔意入行草书，方圆结合，笔力雄健。[9]
蔡梦香（一八九九—一九七二）是潮汕著名书画家，他影响了饶宗颐的书画艺术。蔡氏初学汉魏，后以魏碑笔法入行草，点划苍劲有神。[10]蔡梦香为詹安泰韩师时代的交游，书法作品有二爨的影子，点画有神，不求形似，只求神似，意境高远。[11]
饶宗颐在《自书学书经过》说道：“余髻龄习书，从大字麻姑仙坛入手，父执蔡梦香先生，命参学魏碑。于张猛龙爨龙颜写数十遍，故略窥北碑途径，欧阳询更尤所酷嗜。复学锺王。”[12]后来，詹安泰与饶宗颐二人交往过从，情谊深厚。詹安泰曾力荐饶宗颐到韩山师范学院授课，据詹安泰之子詹伯慧先生述，饶宗颐是詹家的常客。所以陈永正先生在谈到詹、饶二人书法时言：“特别是以《爨宝子碑》方折之笔意入行书中，与詹无庵同出一源，而各具胜处。”[13]在习爨理论上，饶宗颐主张书法的学习要“二王”与“二爨”相资为用：《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用笔沉厚“不激”，别有一种古拙意态。[14]
饶宗颐书风既奇且古，这与他习爨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他既能够吸取二爨的神气，胎息古人而又不为古人所限，气象平和却显奇崛，在新奇中见古朴，根植于文字，杂糅诸体，蕴含着丰富的学养、文气，透露着独特的性情，形成独特的面目。
（四）王鼎新——陈世婴
王鼎新（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又名王心民、王慎民，汕头澄海人。早年曾东渡日本留学，与郭沫若、杜国庠等为知交。王鼎新一生在碑学上孜孜以求，他的楷书主要学《张黑女墓志》，并渗以《爨龙颜碑》笔意，结构严谨而又富于变化，笔画密者集结，疏者舒放，极有情致。用笔自然恬淡，现锋颖而厚重端庄。点画峻利。柔逸而有骨力，秀雅而无媚态，表现出一种恬静之美。他的行书碑帖结合，劲挺清逸，优雅秀润，自成一格，有“鼎新体”的美誉。潮汕自古以来只有两位书家有书体的美誉，一位是清代的林一铭，他的字人称“一铭体”，另一位就是王鼎新。[15]
陈世婴（一九一七—二〇〇三）字静山，别号小山，斋号憨猿云洞，汕头澄海人。陈世婴长期浸淫于六朝碑版，对《好大王碑》《爨宝子碑》和《张迁碑》尤为潜心研究。他作书时往往无意雕饰，直抒胸臆。作品苍拙古朴，融合碑帖，熔铸古今，大气磅礴，自成一家，表现出传统经典之精华和强烈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16]
虽然王鼎新与陈世婴或无师承关系，由于这两位书家都是澄海人，故一并研究。
（五）秦咢生——郑衡
秦咢生（一九〇〇—一九九〇），别号古循，斋名“莲花室”。广东惠州人。擅长书法，甲骨文、金文、篆、楷、行、草诸体兼备，犹精《爨宝子碑》。秦咢生不是潮汕人，但他在潮阳留下了多处石刻，尤其是对联“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17]以《爨宝子碑》笔法作，是岭东实临二爨书体最为典型的作品之一，所以在本文略叙。
揭阳仙桥郑衡，晚年为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列秦咢生门墙，擅爨宝子，然稍嫌其板滞。[18]
（六）赖少其
赖少其（一九一五—二〇〇〇），揭阳市普宁县人，号木石斋。他长期兼任省美协、省书协主席，并为历届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和书协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赖少其少年时就读广州美专，唐云对赖少其的评价是：“少其先生的字，远承爨宝子，爨龙颜，近法扬州八家里的金冬心，方笔如削拨苍稳的感觉，联在一起，则有浓厚的简札和石刻的味道，金石韵味十足。”刘天琪在《我标妙境写苦心——记近代美术史中的赖少其》一文中评道：“赖少其的书法……楷隶源于二爨，又力学清人金农与伊秉绶，其‘金冬心体’书端庄沉郁，浑厚凝重，古朴厚拙，风神凛凛，一扫萎靡。”[19]
（七）陈锡镇
陈锡镇，一九五二年生，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县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汕头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其书法从柳、颜等帖入门，后广临怀素、二王、孙过庭、智永等多家法帖，自成风格。近年又寄情于《石门铭》《论经书诗》《张迁碑》《爨宝子碑》等汉隶魏碑，尝试碑帖结合之路。其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内入展获奖。”[20]
近代岭东碑学风气重，如周之柏、饶锷、黄仲琴、王显诏、杨木式、黄际遇、佃介眉等均涉碑，书家多往往广涉碑版，以至于很难看出是出于某碑，以上列叙的依据是诸种文献中有明确的习爨记载。那些从作品中能够分析出来有爨体意味，但是无文献记载的书家，出于客观史实的考量，本文不叙。
二、岭东崇爨书风考察
（一）岭东二爨书风的特点
1师承有序，分布广泛，踵武百余载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叙列，岭东习爨的书家，有资料明确记载的，凡曾习经、林清扬、许习文、范家驹、詹安泰、蔡起贤、蔡梦香、饶宗颐、王鼎新、陈世婴、郑衡、赖少其、陈锡镇等人。再加上虽然没有资料明确记载，但是列此诸书家门墙，及书风近康有为者，如佘惠文、许秋岚、张无晖、刘步升、林修雍等，则颇成气候。这些书家大部分有专门的师承，多是以学风带动书风，他们或师或友，志趣相投，形成了群体力量，互相影响着审美趣味，故能深味二爨之妙。
岭东习爨书家，分布岭东三市、揭阳有曾习经、林清扬；潮州有詹安泰、饶宗颐等；汕头有范家驹、王鼎新、陈世婴等。自十九世纪中后期岭东二爨书风于曾习经滥觞，二十世纪范家驹、詹安泰、赖少其等大放异彩，至今仍有饶宗颐、陈锡镇、许习文等高擎大纛。二爨碑风烈烈，广泽岭东，延绵百余年，长盛不衰。
2学人书风，成就突出
无论是爨宝子碑的灵动多变、野性十足，还是爨龙颜碑的雄强茂美，古朴生动，二爨碑的书法形态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审美的内涵，其中既有对高古文明的传承，又有强烈的创新意味。这种内涵能够在知识修养丰富的学人中产生巨大的共鸣，这也就是岭东习爨者多为学人的原因。
近代的岭东地区，经历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冲突，这种冲突要求岭东广大学人要具备强烈的创新精神。潮汕现代学人书风的产生和发展，正是这种融合和求新精神的体现。它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精神，以传统、以帖为根基；二是时代精神，与清末文人学者一样，潮汕学人也为倡碑推波助澜，在取法内容上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三是兼容精神，不尊碑抑帖，而是碑帖结合，即“折衷碑帖，融合古今”；四是创新精神，大力发展“以碑法入行草”。这四种精神构成了潮汕学人书风相当完整的体系。詹安泰将古代诗学理论中的审美取向，移植、演化为书法创作的美学思想。蔡梦香、饶宗颐等认为书道与画道相通，点画的挥写要纵意自如。[21]这些都是岭东二爨书风相当突出的特点，也正因为这些显著特点，使岭东二爨书风成就相当突出，涌现出曾习经、詹安泰、饶宗颐等一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有相当影响的书家。他们的书法实践让原本处于边远地区的碑版带上了浓烈的士人风度，赋予了数千年前的书风以时代的气息。
3以二爨入行草
岭东书家写爨，实临的比较少，更多的是走“以碑法入行草”的路子。比如饶宗颐有着深厚的二爨功底，他的行草作品常以二爨的间架为基础，融入行书笔法。取势二爨的生旷直率，结体散漫奇崛的成分，融入到笔意之中，所成行楷亦侠亦狂亦温文，其艺术效果常令人惊叹。[22]再如詹安泰书《黄山谷题郭熙画卷》，四屏爨宝子味道甚重，用笔以方笔为主，兼施圆笔，夹杂行草笔意。全篇用墨浓淡、轻重、枯润变化非常明显，行首字用墨都较重，章法对比关系突出，如“玉”“作”“雨”“坐”“光”的涨墨与“北”“青”“阳”“发”等字的淡墨枯笔对比，增添了作品的韵律感。整体强调横势，点画结体尽量往横向开张，与纵向幅式造成形的对比和势的对抗。布白合理，疏密有致，左右照顾，四屏和谐。字迹逆锋入笔较多，铺毫运行，带“捺”或“长横”的字收笔时带有明显的隶意，如“爱”“远”“取”“五”“水”等字。而圆笔的运用如“山”“玉”“画”“光”“慰”“此”等就显得含蓄。[23]整幅作品相当有“碑法入行草”的特色。碑帖相融虽古以有之，但二爨碑出土较迟，在岭东地区传播较早，书风兴盛，加上岭东地区思想较开放，求新求变者众，所以超越单纯的临摹，而以二爨入行草，就成了岭东非常独特的二爨书风。虽然能够做到真正的融碑入帖的书家屈指可数，但是，我们看到了书法史上很光辉的一页正在翻开。
（二）碑学思潮直接影响岭东二爨书风
岭东清代康、乾年间，书家多为科举士人，受当时书风影响，学赵孟頫、董其昌，楷书多从唐楷入手，走颜、欧、柳等传统笔法，馆阁体大行其道，这种影响直至嘉、道之后。“时至清末及民国初，西方先进的照相印刷术在清末传人中国并迅速发展，古代法帖占本、金石碑刻、汉晋简牍大量出版，加上交通的方便，使过去积藏名迹得以公诸于众，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帮助人们对古代优秀传统的全面认识。进入清朝末期，碑派书法发展到了鼎盛的阶段。特别是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在总结清代书法发展时，作者抓住碑学与帖学的转换这一关键，反复强调碑学取代帖学的事实及合理性。康有为的书法理论和实践对于澄海书法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澄海众多书家集前贤睿智，纵势为尚，变古为新，南北兼收，碑帖互用，走上了自觉发展的道路。”[24]整个岭东地区情况与澄海很相似。以曾习经为例子，揭阳市博物馆藏有曾习经光绪十六年参加会试的对策试卷，试卷的书体是纯粹的馆阁体，一丝不苟，墨黑笔圆，所谓“黑大光圆”，底子是颜真卿，可知昔日曾习经下了很大的精力去练字。这种馆阁体的书法还表现在他中进士后不久，老家修建进士第，自己手书一副“颂圣”的门联。但曾习经是一个很有见地，很清醒的士人，他对于馆阁体的弊病认识很清楚，于是他的书法更致力于学碑，在《蛰庵诗存》中，可读到《大雪临陶隐居仙人旧馆坛碑》：“偶与欧虞求出处，雪窗来写馆坛碑。”章士钊在《论近代书家绝句》中也说他：“十年静写馆坛碑”。曾习经广涉碑版，博览博识，博取众长，兼收并蓄，终于使他的书法艺术能有自己的面目，以平正冲和、沉着有力、遒厚精古取胜。[25]可以说，若无清末的碑学思潮，就没有曾习经书法的造诣，只有在碑学思潮的影响下，才有曾习经乃至以后诸家习爨的历史变革。
自汉及晋众多碑版中，可学者甚多，但岭东书家更深味二爨妙处，佃介眉是岭东书家，《岭南书法史》有传，他广涉碑帖，书法自成面目，已经很难看出是何碑何帖，但他的诗集中却记有这样一事：
潮州开元寺殿前石栏刻有“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皇风永扇帝道遐昌”十六个大字，这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字大如斗，形神苍古，具有极高的书艺价值。当时却有不少地方人士以“板滞”“拘谨”多方非议之。为此，先生特撰《殿阑大字》诗以舒怀抱：
二爨访碑炙口良，殿阑大字何人章？岂非常眼未经见，纵得好评我独伤。
自注：清宣统二年南京我国第一次展赛，得有“二爨风度”评语，人尚以板刻非之，可不伤哉？！[26]
可见岭东书家崇爨，一是出于对二爨高古风格的深刻认识，是为二爨本身艺术价值所吸引，二是出于树立自身书法面目的内在需求而融碑入帖。
（三）康有为书法和政治地位影响岭东习爨
曾习经和康有为没有直接的受业、拜门及私淑的师承关系。但梁启超二爨书学康有为，陈永正《岭南书法史》有言及。而曾习经与梁启超交往甚密[27]，故曾习经也受二爨影响。从曾习经开始，崇爨风气开始在岭东盛行。
康有为自叙：壬午入京师，乃大购焉，因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28]这一过程是否已经得到二爨碑帖，不是本文考证的重点，这里仅作略叙补遗。而康有为对二爨碑的评价如下：
《爨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
宋碑则有《爨龙颜碑》，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孰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
宋《爨龙颜碑》浑厚生动，兼茂密雄强之胜，为正书第一。[29]
即便排除掉故作高论之处，也可见他对于二爨碑的高度认可。而正是因为康有为当时在岭东的政治、文化地位极高，他所推崇的二爨书风，就被许多岭东书家所接受并自觉传承。
《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云：“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学者通于古今之变，以是二体者，观古论其时，致不混焉。”[30]《广艺舟双楫》虽然是一部书法理论著作，但里面不时地贯穿着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岭东书家在接受康有为政治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他的书学理论。
曾习经的交游之中，有梁启超、姚梓芳、罗惇曧等都与康有为颇有渊源，这几人既是书家，也在文化、政治等领域有相当地位，曾习经受康有为影响是很正常的。而曾习经在近代的岭东，几乎是首屈一指的文化人物，在他的影响，使康有为的政治、文化理论在岭东深入人心。
近、现代的岭东，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处于求变、待变的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文化理论正好符合岭东地区的发展需求。康有为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中刚由官僚、地主、富商中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改良主义对于当时刚放为通商口岸的汕头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近代岭东地区拜孔风俗兴盛，汕头也有孔教会。康有为是孔教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他两任全国孔教会会长，这种身份使康有为在岭东文人中拥有崇高地位。所以，在康有为的政治、文化理论覆蔽之下的岭东，就有一批书家自觉习练康有为所推崇的二爨碑。这是我们在考察岭东二爨书风书法及其历史发展规律时，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
三、岭东二爨书风的影响
（一）岭东习爨书风在广东书风中独树一帜
“咸丰年间的学者李广田，大力提倡北碑，开创岭南碑学。后来潘存、邓承修等推波助澜，碑学渐受书界人士重视。清末康有为大声疾呼，作《广艺舟双楫》，抑帖扬碑，在整个中国书坛都引起震动。”[31]但是，由于岭东地区地域文化的开放性和众多书家的积极探索，康有为尊碑抑帖这种比较偏狭的思想却被更多的转变为“融碑入帖”，更具体地表现为“以碑法入行草”。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叙录中可以看到，近百余年来岭东书风的领导者多尊二爨，但是，他们中极少人实临二爨，更多的是意临，并且进一步地将二爨笔法、结体和风神融入到行草作品的创作中去。从清末的范家驹、到已故的詹安泰、陈世婴，直至当代书家饶宗颐、陈锡镇，这批书家在康有为“奇变”理论的基础中变通古今，赋予了二爨碑书风以新鲜的面目，既是对二爨书风的继承与创新，也使广东书风突破碑学认识的藩篱，在广东书风中树立了鲜明的旗帜。
（二）岭东习爨书风使二爨碑的影响走向国际化
二爨书风的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清代二爨碑的相继出土与拓本的行世为二爨书风传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二爨书风仅在曲靖当地及其它地区少数书家中传播；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刊行为二爨书风传播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二爨书风产生了全国性影响，著名书家有沈曾植、经亨颐、康有为、梁启超等，而广东尤为典型。第三个阶段是二爨书风产生国际影响的阶段，岭东地区是我国海外华侨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地区，仅汕头一市就有海外华侨五百多万，广布全球。由岭东书家的国际影响带动的二爨书风产生了国际性影响。詹安泰之子詹伯慧先生在《家父詹安泰及我与饶宗颐先生的两代交谊》一文中述：“年，是我父亲诞生一百周年，中山大学筹划举行纪念活动，请一些海内外词学名家，开一个以我父亲词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去年（按年）年底，潮州市政府和韩山师院隆重举行‘安泰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一百多位海内外嘉宾汇集潮州古城。饶公闻讯十分高兴，立即挥毫写了‘博学于文’贺词，派人送到会场，表达了他对自己的深交、‘岭南词宗’的敬仰和怀念之情。”[32]詹安泰国际学术研讨会为纽带的传播途径将二爨书风带出了国门。“他的书法作品多流传于港澳及东南亚一带，莫不视为珍贵墨宝。詹安泰播下的艺术教育种子，如今已枝繁叶茂、硕果累累。”[33]而饶宗颐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也使他的爨体书法产生了国际性传播，如池田大作就出任饶宗颐学书馆名誉馆长并作《书艺双携序》评价饶宗颐的书法。至于与饶先生相关的各种国际性研讨会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覆美、法、日、泰、荷兰、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多国。[34]当然，当前的二爨书风国际性传播依然在小范围的华人文化圈和少数国际学者中流行，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尚需广大习爨者进一步积极地去开拓。
注释：
[1]谢佳华，《沂园笔记》，汕头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八十七—九十页。
[2]黄舜生，《曾习经，开我潮碑学之风气》，汕头日报，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号。
[3][18][25]孙淑彦，《岭东人文考论》，中国文联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二四三—二七四页。
[4]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许习文先生莅临我系讲学〔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