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七日下午，北大中文系袁行霈教授（现兼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应国家汉办和厦大邀请，来为在厦大召开的国际孔子学院负责人以及有关人员的会议作题为《诗国》的学术讲座。系里秘书特地事先徵求我是否愿领取入门票前往听讲座，我随即表示“一定参加”。我离开北大已经四十多年了，多么盼望有机会聆听当年师长的学术讲座，这种情感就是所谓的北大情结、北大的精神魅力所致吧。讲座一结束，我前趋拜见袁先生。他拿着我呈他赐教的63万字《听涛斋中古文史论稿》新书（原中华书局总编、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傅璇琮先生为此书题辞云“文史合研，务实求真。澹泊名利，更创新境。——在庆先生治学清历”），欣慰地说：“你的成果很多。”并告诉我他刚参与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我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字的《杜牧集系年校注》一书获得推荐的殊荣。事后我从报道中知道，此次获得推荐的优秀著作“历时一年半之久”的选评。“在此期间，组织方……在北京、上海等地先后论证18次，广泛征求出版界和学术界专家的意见。……余位来自全国的古籍整理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均参与了评审论证工作。……经过广泛讨论，集中评议，反复推敲，优中选优，组织方最终从年至年间出版的2.5万种古籍整理图书中评出91种精品。……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最高水平。专家们认为，该书目……又能作为今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范本和标杆。”从自己北大老师口中得此消息，我自然高兴而兴起无愧为北大学子之情。获得这一荣誉，正是学界对我的学术研究的再一次肯定。《杜牧集系年校注》一书在年即获得国家古籍整理研究优秀图书二等奖，也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更早在年，由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主编并邀约我等四名学者一起撰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即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仅四部书）。而在年，我也因包括丰硕的学术成果而获得北大校友总会的“校友工作贡献奖”。故年11月，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专家，我大学班主任老师孙玉石教授来厦大参加纪念林庚先生（我大学时授业老师）的会议，会中他即自豪地向在场代表说“我有两个得意门生，即南吴北李……”。吴指本人，李即同班同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著名先秦文学专家李炳海。袁、孙二位老师是知道我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在古代文学界声誉的，故有以上之说。我自知与百来年出自北大的著名学者乃至一些老五届的优秀各界人才相比，我的学术成果是不能比并的。不过，我这一点成绩的取得，毕竟是我在北大的传统精神魅力的激励下，在曾经的艰难环境中，经过勤奋刻苦努力而逐步取得的，故也有必要向校友们简略汇报这一过程，并以此彰显并证明北大老五届的学子们虽然蒙受过文革的重重祸害，曾被人视为“处理品”，但我们毕竟曾浸润过北大的“民主、科学”传统精神与“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优良学风，仍然可以在她的精神魅力下，取得堪可告慰母校与世人的成绩，说明“文革”的狂烈风暴并没有摧毁北大老五届心中的母校传统精神。
自从年3月我含泪告别未名湖，随同近百名北大学子被发配到江西泰和县武山军垦农场接受部队再教育至今，已经四十四个年头了。期间我从农场再分配至江西南城县工作八年，先后在县委党校、县委教育组所属的调研组、政治部报道组等基层单位有过不太长的工作经历，随后即调至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南城分校任教两年，年9月又调至南城县新丰公社中学从教。“文化大革命”后的年秋，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从南城县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为研究生，毕业后即留校任教至今。这离别母校的漫长岁月，是我求学燕园时间的九倍。然而就是这沉浸于燕园生活的五年，却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特别是我的读书治学之路。在这离开北大的岁月中，我心系燕园，可谓魂绕神牵，深为年轻时代所熏染的北大的传统精神魅力所支撑与激励。这诚如在北大周年校庆时，我代表北大厦门校友会在赠送母校的巨型独山玉雕的仪式上所朗诵的《独山玉雕记》所言：“旖旎未名，依依柳丝。亭亭博雅，神魂所之。百年名庠，有我恩师。我学我习，弦歌诵诗。科学真理，民主情思。自由思想，浪漫气质。熏沐成材，如龙如骐。腾跃八方，情牵母慈。迢迢鹭岛，莘莘学子。望望燕园，眷眷情驰。……五百学子眷眷之情，凝铸成此巨雕。”《记》中我用了“科学真理，民主情思”来简括北大精神。也正是包括这传统在内的北大精神魅力，一直浸淫着我在校乃至离校后的为人读书治学之路。
尽管我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求学于北大中文系，曾以北大的学术大师、著名学者们以及我国历代的著名学者为楷模，勤奋而孜孜不倦地沉浸于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遗产中，以祈学有所成，以实现“又红又专”、“成名成家”的理想。可惜不久“文革”狂飙骤起，燕园时而可见抛弃路中的狼藉的书籍，文史楼学子们勤奋苦读的灯光暗淡以致熄灭了，一场“焚书坑儒”的悲剧喧嚣于中华大地，北大也变幻为所谓的“新北大”。那一时代注定我们理想瞬间的破灭与前程的昏昧，也注定了华夏大地再也难有学术大师的出现。其时身处所谓的“封资修”最顽固堡垒的北大，我也有过气馁与彷徨。然而也许是所谓的冥顽不灵或是对旧北大精神传统的依恋吧，一两年后，惜时如金的勤奋钻研精神又在我内心深处死灰复燃。我和一些同学一样，又偷偷地阅读着专业书籍和当时有所忌讳的书。举例来说吧，其时有一阶段是不准读所谓“封资修”的专业书，而只能阅读《毛选》四卷和《红旗》杂志，甚至对马恩列斯著作也有所忌讳。记得当时我们处于军宣队和工宣队的管辖下，我们班被一位濡染极左思潮的退伍军人管制着，他时不时会君临各宿舍突击监察我们的举动，狠狠施以“教育”。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不虚耗光阴，我偏偏不识时务地时而偷看专业书籍。晚上空闲时，我有时只好坐在旁侧有书架（上特意放着一台自装的电子管收音机，开着）的床上阅读如《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自然辩证法》等书籍。我读时，一听到“咔嘁咔嘁”的打釘牛皮鞋底重重踩地声从门口传来，立马将书籍插入书架，装着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似的。极左者破门而入，见我如此洗耳恭听着红色电波，也就无话可说，我也以此免却被训斥一通。但因嗜读“封资修毒草”的积习难改，我还是免不了被批评过。有天晚间，我们寝室的四位同学除了一位正端坐着阅读《红旗》杂志外，三位则斜依在床上沉迷地看小说。没料到宣传队的另一位老工人师傅突然推门进来，这下可抓住了活现行：一人读着《西游记》，另一人则迷入《世外桃源》，而我正有趣地阅读着法国小说《瘸腿魔鬼》。所幸这位老师傅还算宅心仁厚，只是严肃地批评我们，并对阅读《红旗》的同学提出：“最好看《毛选》吧。”尽管有此遭遇，我还是本性不改，暗暗尽量利用时间读了不少专业古籍，乃至如《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猎人笔记》、《简爱》、《飞鸟集》、《普希金诗集》、《草叶集》，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等等外国名著。也就因这种在高压下仍坚守住的酷爱读书的北大人精神，在那践踏知识，剥夺学生读书的年代，我们这些北大老五届学生还是偷读了些书，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知识基础。
离开北大后，我在军垦农场和再分配到南城工作的八九年间，知识无用论仍甚嚣尘上，知识分子依然是“臭老九”；批判老教授大讲“马尾巴的功能”的《决裂》电影正在热播；〇分上大学的那个批判旧教育制度的“英雄”正红极一时。但在那个时期，为了追求知识，坚守禀赋北大的传统精神，尽可能利用时间勤奋刻苦读书的人也还是有的。值得自慰的是，尽管客观环境不容许我潜心于知识海洋中，但我并没有虚度那一时光。比如在接受再教育的军垦农场时，那环境是决不容许阅读所谓的“封资修”专业书籍的，但我还是秘密地把行囊中不多的专业书籍读个遍；实在没有专业书籍可读了，就借来法语课本，暗中学起。在南城县革委会工作期间，经常要下乡调查、采访和蹲点，为了不虚度空闲时间，我经常带书阅读，《史记》就是我在一个多月的下乡蹲点时通读的。那时，在盛夏炎热的乡村，蚊子常会密集地叮咬人，我只好躲进闷热的蚊帐里，沉浸在太史公笔下的世界中。那时书籍是极为缺乏的，有位姓万的乡下中学语文老师藏了一些书籍，我常向他借读，记得《海涅诗选》就是那时读到的。后来我调进当时作为办学模范典型的共大南城分校。其时，正值《决裂》演员到此校体验生活以及此片公演时。此校属半工半读，但农林业劳动的时间实际超过一半，老师就像生产队长似的，既要教点书，更多的时间则是带着学生学大寨似地战天斗地。我从县委报道组调到这学校，是黄校长为了利用我的笔杆子张扬此校的教改业绩的。他没料到我这“书呆子”根本不愿做“歌德派”，竟连一篇吹捧文章也不写，反而利用别的老师打牌、打篮球的空余时间“躲进小楼成一统”，沉潜于书海中。所幸此校和我后来调入的新丰中学一样，收藏有不少的包括古代文史类的书籍。这些书籍多年来已基本无人问津了，这刚好提供了我这条饥渴的“书蠹”之需。于是我像高尔基所说的“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似地啃起书来，如《诸子集成》、《三国志》、《世说新语》、《西厢记》、《红楼梦》、《儒林外史》之类的文史典籍就是当时我阅读的主要书籍。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当时以及稍后竟然罔顾社会上热火朝天的“批林批孔”（实际意在“批周公”）浪潮，不仅大读上述书籍，而且竟然关在乡间的陋室里，读了几遍《红楼梦》，探究起《红楼梦》来，终于有所新发现地撰写了十八万字的《红楼梦新探》。现在看来，这已佚失的书稿尽管学术价值有限，但这在那个践踏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时代，毕竟也算是个奇迹；同时说明：尽管在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北大人所禀赋的好学钻研精神仍然是扑不灭的。当然这也进一步锻炼了我的文史研究能力，我在年能在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一举考上研究生，应该说与此前的这种坚毅精神，勤奋刻苦读书的经历不无关系。怪不得当我考上研究生后，已经调任县教育局局长的原南城共大黄校长对人说：“人家毕竟是北大毕业的，有真才实学。”（他原是视我为“书呆子”的）
从一九七九年我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以来，读书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条件好起来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振兴中华而读书研究成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北大的传统精神有了较理直气壮的发扬之地，我也就更发奋地在老北大传统精神的激励下从事教学与文史研究。我个人的奋斗目标也很明确：成为一名出色的文史研究学者。三十五年来，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可谓孜孜向学，从不懈怠。研究生的三年中，我真是“一心只读圣人书”。尽管我家已有当时难得的彩色电视机，但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回；尽管我喜好蓝天大海的景色，但我仅有几次漫步在海沙滩上，尽管家就在海边。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以至于本世纪的前十年，可谓是我“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时期。除了教学之外，我完成了十八部著作（包括几本合著），点校了《南汉书》、《九国志》等六部史籍，发表了两百八十多篇论文。这些论著的取得该花耗多少时间精力啊！这确实足以引起不少文史研究学者的惊佩之情。更令我自慰的是，我的不少重要成果是在出身于北大的著名学者的教导合作下完成的，其间北大学者的传统治学精神方法一直在引导激励着我。
我的第一部著作《杜牧论稿》是作为厦大七十周年校庆献礼，经由学术委员会评选出的十几部优秀著作之一，在第一届《南强丛书》中出版。早年毕业于北大的著名文史大家缪钺先生，是当时最著名的杜牧研究者。我的《杜牧论稿》即多受益于这位提倡“文史结合研究”方法的著名学者的教导。他为此书写下了如此的题识：“吴在庆君治学勤敏，于唐代文学致力尤深。近数年中，与余通书论学，新思卓见，颇多启发。今吴君集其所撰论述杜牧诗文为杜牧论稿，极望其能早日刊行问世以嘉惠士林也。”此书的《序言》乃五十年代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所撰。序中他高度称扬此书有云：“考证如何为理论提供事实的支撑，理论如何在考证的基础上作出令人信服的阐述，我认为在庆同志的这本书是能够作出回答的。我们的唐代文学研究界确实需要这样踏踏实实的著作，而切不要放言高论而远离实际。”傅先生师从过以《八仙考》、《花蕊夫人宫词考》著称的北大著名学者浦江清先生，他的学风具有明显的北大特色。也就是在傅先生的策划指导下，我有幸跟他一起撰著过《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史书汇编》等书，这些著作多获得了很高的学术评价与声誉。前一书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研究二等奖，第二部书则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共四部书获此奖）。在撰著这些书中，北大人的爱国情怀，争学术上游的精神同样激励着我们。我国元代学者辛文房著有《唐才子传》一书，乃研究唐代文学的极为重要宝贵的典籍，然而其中也有不少错讹疑误之处。为了更好地利用这部书以研究唐代文学，必须先对它进行严谨审慎的整理研究。故傅璇琮先生决定邀约部分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术工作者”对此书进行笺证。在撰著《唐才子传校笺》之初他写信给我，中云“前些年日本人做了一部《唐才子传之研究》一书，厚厚一册，对某些材料出处作了考订，但较简略，但就是这些，我国也没有。为了在学术上争口气，我们也要搞出来，显示中国学术界所能达到的水平。”还提出“如果搞得好，则这部书将非常有用，也是我们贡献于唐代文学研究界的不算小的成果。”这一“在学术上争口气”之精神，实际上也正是北大学人爱国、科学传统之表现。
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除了上述著作外，我还在被誉为“唐代文学的重大成果”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撰写了八百多位作家小传辞条，并出版了《唐五代文史丛考》（后增加了十多万言的考证成果，成《增补唐五代文史丛考》）。此书主要是我撰著上述诸书的先行考证甄辨成果的整理汇集，出版后多为学者们所参考引用，颇获令誉。当代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欣慰云：“新书收到，精卓可惊，求之当世，惟顺德岑氏可比，然有过之无不及也，欣佩欢喜，辄书茶陵谭祖庵一联，用酬高谊，意者听涛阁境界似之。”所书赠之联句为“天远已无山可隔，潮来真见海横流”（见《闲堂书简》第页）。“听涛阁境界”，乃因我书斋名“听涛斋”而言。程先生此誉乃勉励之言，我哪能企及遑论超过向所心仪效学的广东顺德人岑仲勉先生呢。我所成乃是师学陈寅恪、浦江清、岑仲勉等一脉文史大师，而在文史考辨方面略有所得而已，但却难于企及他们卓著的学术成就与境界。不过即是如此，学术界对我之所得却不吝赞誉之辞。如有的研究者在谈到唐代文学的研究状况时说：“研究者们知难而上，爬梳整理，考证辨析，兀兀穷年，探幽抉微，其中吴在庆、陶敏、陈尚君、胡可先等学者在晚唐文人生平资料的考证方面成绩斐然。……吴在庆先生的《唐五代文史丛考》也是具有示范意义的考证力作。……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字是考订晚唐作家作品的。作者对史籍记载的错讹阙漏、歧异龃龉之处，细心辨正考索，论定择取。在旁搜博考，缜密推敲的基础上，弄清了晚唐许多作家的生平仕历及诗文作年等详情，从而给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经过审慎研究过的可靠的相关资料。”（见赵荣蔚《晚唐士风与诗风·绪言》）另一学者也评论说“就目前的情况看，吴在庆、陶敏、陈尚君、胡可先等研究者在晚唐文人生平资料的考证方面居于领先地位。晚唐文人生平考订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唐才子传校笺》的三、四、五册（笔者按，吴在庆教授为第四册作者）；另外，吴在庆的《唐五代文史丛考》也是考证方面的力作。”（见《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陶庆梅《新时期国内晚唐诗歌研究述评》）令我不无自慰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学界就有“唐诗研究界北大四大才子”（或称“四大花旦”，张、葛二位为我学姐）之说。所谓“四大才子”，乃指同出于北大中文系老五届的张明非、葛晓音、赵昌平诸教授，而我为其六五级学弟，有幸忝其末。即此之说，也可表明老五届北大学子在较正常的学术环境中，发扬旧北大的优良学术传统，是能够作出一番令学界瞩目的成绩的；而学者们对我文史考证成果的赞誉，其实正可见前辈文史大师们的辉煌成就对晚辈们的惠泽沾溉。
谈到北大的学术传统对我的影响，还得提起程千帆教授在《书绅杂录·闲堂
师语》（见《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中的一段话：“周祖撰先生是浦江青的学生，傅璇琮先生也是跟浦江清学的，一个在解放前，一个在解放后。后来，周先生又培养出了吴在庆、贾晋华两个，现在他们又和傅先生一起搞文学编年史。学术都是有渊源的。”其中祖撰先生是我研究生导师，他是北大著名学者浦江青的研究生（浦先生曾为陈寅恪先生的助教，先任教清华大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时来北大）。程先生的“学术都是有渊源的”之说，无疑正说清了我的学术渊源与治学路数，这正是源自北大的学脉与学术传统。
写于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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