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客家民系形成时间，绝大数学者都认为最晚不过南宋，但是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其中客家之所以成为客家，这个形成过程也是一个大家久经争论的议题。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篇文章，看看人家外国学者是如何看待咱们客家的历史。
梁肇庭博士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年12月至年工月在厦门大学进行短期研究。本篇为梁肇庭教授在历史系师生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稿,运用西方社会学中的种族集团概念和区域经济系统观念,特别提出Ehtinicty一词,以探讨客家的历史。
客家历史新探
〔澳〕梁肇庭
客家是中国汉人的少数,但又与众不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都起着突出的作用,不仅在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是如此,在苏维埃政权中也是如此。他们向上层社会流动的程度似乎异常的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肯定是这种情况。他们有时有着高度的种族集团的自觉性。但自从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发表以来的整整五十年中,学者们很少注意到客家的研究。
关于客家的历史,有许多有趣的间题,比如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地理分布,以及他们迁移的时间和原因,罗香林的导论里有约略的讨论,后人可以引用地方志和其它的史料作进一步的探究。在此文里,我只想讨论客家人成为自觉的种族集团的时间和原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造出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运用了两个概念:一是目前西方社会学中流行的种族集团的概念;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坚雅教授提出来的区域系统观念。
Ethnicity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比较新的术语,没有简单的定义,在汉语中更难有令人满意的相应表达方法。这是因为学者们把原来的“人种”或“民族”的意思放宽了。
EtlulicRelaiton(种族关系)包括了异族间和同族不同系之间的关系,这里把客家称为一个种族集团,不是说客家是汉族外的少数民族,而是汉族内的一系,和广州语系或者闽南语系的汉族是相等的。
根据西方近年来的理论,种族集团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个集团的形成是因为一群人有着一套共同的社会和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主观地把自已和他人区别开来,这就是说此种集团必有自觉性,自觉性显然是和发觉他人的存在联系起来的。因此只可能出现和他人发生联系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孤立存在的一整套社会和文化特点及价值观念,并不会产生自觉性,只有在进行接触并产生矛盾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种族集团的一致性的。这种集团在复性的社会中往往起了重要的作用,能够发动同体群众为集团争取政治势力、社会地位,以及物质享受。
虽然种族集团自觉性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但这种自觉性时隐时现,有高潮也有低潮。就客家来说,集团意识的高潮是和经济萧条、科举竞争的加剧和地方势力集团的出现等因素相应的。
一个种族集团要维持团结及影响,可以有很多方法,比如他们在本集团内部通婚、保留自已的方言、占有一定的地盘、专于一定的行业、和同类的人结成较密切的联系,以此保持他们共同的社会、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在另一方面,他们把自已集团的来龙去脉神话化,美化自已的社会、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就客家人来说,他们自称是中原名门望族的后裔,赞美自己的中原语言,宣扬自己的爱国主义,大谈特谈他们在抗元斗争和洪秀全反清斗争中的活动,他们也赞扬自已的妇女。
种族集团的区分和阶级的划分不同,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但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种族集团的上层常常由于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对付下层阶级,下层阶级也可能觉醒起来,为共同的利益和上层阶级斗争。
最后,要回答客家人成为有独立特点的种族集团的方式和时间,我们就必须回答两个间题。
1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发展自已的社会、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的?
罗香林相信这发生在五代和宋初中国四分五裂之时,客家人开始退居到闽粤赣边区。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太早些,并且也没有考虑到从各方面迁到这个地区的最大移动是在宋、元交替和稍后的时候。根据客家人的族谱记载和晚清客家名人如宋湘、周慎轩、徐旭曾、温仲和的推测,闽粤赣边区的大部份客族先民是宋末以后才迁入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一定会冲淡原来存在的社会、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现在的间题是,闽粤赣边区的开拓者形成自己的社会、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的酝酿期到底在什么时候?
2这些闽粤赣边区的开拓者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和其他汉人发生联系并成为自觉的种族集团的?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必须谈谈区域系统研究法。
施坚雅教授提出的区域系统研究法新颖之处在于摆脱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以往的研究大都以行政单位或朝代为界线,而这种方法则认为中国直到现代一直是由在经济方面及其它方面都没有完全统一成一个整体的一些大区域(或巨区)组成的,在空间和时间中发生的事情超越省份与朝代的界线。
施坚雅教授的出发点是把人类活动看成有多层结构,空间有区域性,时间有周期性。他从人文地理学发展出一种观念,认为从空间看有着从经济交易中心及其贸易范围组成的一层层有等级的经济系统,这种经济中心与自己的贸易圈又相互组成更大的经济系统,这些经济中心从下往上是抒、集、市镇、城市、都会,每一层外面都有一个更高级的层次。
在交通比较原始的情况下,这种组织空间就产生了一些地区。在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形成八个巨区,即华北、西琳、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和岭南、云贵。
每个巨区内部的结构,有核心,有边缘。核心较边缘地区来说,人口较多而密,田地比较集中,交通网较完善,水利投资较多,.商品化程度较高。以东南沿海区为例,这一区的核心为闽江下游、九龙江晋江下游、韩江下游、贩江灵江下游,包括整个福建以及广东东部和浙南。因而可以自然地分为四个分区,一个为闽江流域,一个为九龙江、晋江流域,一个为韩江流域(包括梅江和汀江流域),一个为贩江灵江流域。整个巨区,福州起着东南都会的作用。每个分区则又有各自的城市,温州府为贩江灵江流域的城市,潮州为韩江流域的城市,厦门为九龙江、晋江流域的城市,福州、延平府为闽江流域的城市。每个分区城市又有自己的贸易圈,形成一个分区的经济系统。这个结构中低于分区的是地方城市贸易系统,比如说潮州的贸易系统是由海丰、嘉应州、汀州府组成的;同样,厦门分区有三个地方城市:漳州、泉州、厦门。
最后.是区域系统的周期性。区域系统研一究法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周期性的,越是从好市向上移动,经济交流就越频繁,这种经济交流随着经济状况的好坏而扩大或收缩。同样,巨区也有自己的经济发展周期,而且,由于各巨区都不甚统一,所以它们又都各有不同的周期。区域周期的差异不但是因为经济因素的影响,国家政策可能影响一个或几个区域,但不会影响所有的区域。比如迁都、禁止海上贸易、战争(这如蒙古入侵)所造成的影响,有的地区大些,有的小些,有的就根本不受影响。此外,自然灾害甚至气候变化,都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地区。
现在我想回到我所要讨论的题目。我认为客家的移民、客家集团与别的汉人的矛盾、种族集团自觉的出现,可以用有关地区的发展周期来解释。关于长江中游的发展周期,我没有足够材料来证实,所以我仅就东南沿海地区和岭南地区加以说明。
东南沿海地区在第八世纪开始开拓并有大量移民,从那时开始了第一个周期。到了十世纪,这个地区就发展到第一高峰,有福州和温州两个中心。东南沿海地区经历了人口大量增加、农业的高度商品化,它有活跃的茶、糖、水果的长距离出口贸易,而且造船、纺织、陶瓷及铁器等工业也存在了。十一世纪,商业扩大转移到漳泉地区,这个周期在十二世纪泉州成为宋帝国的最大港口城市时达到高峰。到了十三世纪,国家干预外贸的政策代替了早期的开放政策,这个地区开始走下坡路。为了抽税并镇压海盗,南宋王朝力图控制贸易,元王朝曾一度提倡对外贸易,后来就因为海盗的活动,也控制了对外贸易,终于一三二O年下令禁止中国商人与外国人的接触。明王朝更是采用孤立主义及自给自足的政策,商业的缩小便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末。
第二个周期始于十六世纪初,当时葡萄牙人来中国沿海贸易,葡萄牙人、漳泉商人和日本人发展了三角贸易,墨西哥的白银开始流入,漳泉地区和吕宋的贸易也开始进行,明王朝被迫放松对外贸易的限制。这一发展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核心的商业繁荣,新的中心就在漳州。但不到一百年后,这个周期又开始衰落,并且持续到十六世纪初期以后的两个世纪。衰落的标志是明王朝重新实行海禁,明朝遗臣以厦门和台湾为根据地的斗争,清朝迁移沿海居民并在一七五七年允许广州垄断对外贸易,进一步造成东南沿海地区己核心的经济衰退,直到厦门福州和汕头开放为通商口岸,才开始新的周期。
一直到十八世纪,岭南地区的发展和东南沿海地区大体相似,所以对岭南地区只略为一述。
岭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由沿海贸易联系起来,并有共同的海路。
岭南地区的周期较东南沿海地区稍为早一些,早在庸朝就开始了,这和以广州为中心的对阿拉伯的贸易有关。但是,八七九年黄巢起义的影响,使这个周期突然终止下来。后来,到了宋朝,广州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米、盐外贸港,岭南地区又和东南沿海同时发展了。元、明的政策大概对岭南也有同样的影响,虽然一可能小些。岭南在十六世纪和东南沿海一样也有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岭南的核心逐步成为一个粮食进口区,因为农田被改造成果园、桑田和其它经济作物区。十七世纪东南沿海出现的衰落对岭南的影响特别大,清朝对沿海实行焦土政策,在五六六二~一六八二年之间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生产受到破坏,、但当焦土政策结束,广州在一七五七年垄断了对外贸易之后,岭南又开始了迅速恢复和商业扩张的新周期。这个周期持续了整个十八世纪,而在此时,东南沿海仍然是萧条。岭南周期的衰落发生于十九世纪,这是由于缺乏白银、鸦片的消费、海盗的活动,以及广州失去重要地位而让位给上海。这时刚好福州、厦门和汕头变成通商口岸,东南沿海的新周期又开始了。
那么这些区域及区域周期和客家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有两个重要方面:(1)成为客家的老家的闽粤赣边区是由三个巨区(即东南沿海、岭南和长江中游)的外缘组成的,(2)伴随着地区性的商业繁荣和衰落,出现人口流动。这是一种核心和边缘的根互作用,核心的经济发展吸引外缘的移民寻找新的机会,经济萧条造成相反方向的移动。应该说,移民流动可以有很多原因,不单是和经济周期有关,也不限于个别地区,我只是要说明客家流动的一个模式,就是从丘陵、山区沿着河流到核心地区,这和核心的经济有关。
现在我再回到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什么时代是客家单独居住在丘陵和山区的酝酿期,他们发展了一整套共同社会、文化的特点?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和核心地区的人发生联系,并发展自己的种族集团自觉性?
对于第一个间题,虽然我无法讨论长江中游区域,但可以看出,在十三、十四两个世纪中,发生了一件很特殊的事情,这三个地区都出现了经济萧条。我认为,这就是客家的酝酿期。在这段期间,他们演化了自己共有的特点,如果此时核心的经济是繁荣的,他们就有可能向下移动,在未形成自已的文化、社会特点以前就被同化。但不是如此,经过二百年的独立,孤立在山区,没有下山往核心移动的可能,便演化成有文化社会特点的集团。这个集团在某个时候,因经济核心的繁荣,他们便下山顺河流向核心移动。在同别的汉人接触,并在经济社会、政治上发生竞争时,自觉感便发生了。
在东南沿海,客家的第一次向下移动发生在一五五四年,他们从程乡、长乐一带,移动到海丰、归善地区。他们成千成万地到那里开矿。在福州一带的核心地区,据年的永福(即今永泰)县志记载,从汀州府来的客家移民到那里种植兰靛、甘蔗秘砍伐木材。岭南地区的客家向下移动是在一五八九年开始的,当时汉人和畲族之间有一次很大的冲突,死了不少人,客家便移居那里。大量在永安、归善居住的客家人是从兴宁和长乐县去的,也有的来自福建的武平和江西的安远。在一六心八年—一六○九年,另外一支移民顺着东江到达博罗,与当地居民出现摩擦。为了控制他们,地方当局实行乡约,因此有“兴宁约”、“长乐约”的出现。因为客家人是从各县来的,各县就组成个“约”,当他们与当地人的关系越搞越糟的时候,这些“约,就团结起来,便出现了“兴长约”这种组织。一六三○年冬到一六三一年春,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起因是福建来的客家难民攻击了博罗的部份地区,并进行绑架,不同种族集团的械斗发展到高潮。也就是大约在这个期间,“客家”的名词才出现,十七世纪以前的方志是没有提到这个名词的。
第二次客家移动,是向广州核心的移民。这次移民不发生在东南沿海而发生在岭南,是因为这个时期东南沿海周期的衰退和岭南周期上升。岭南的上升是在一六八二年开禁以后一直到一六九六年,客家人己进入以下各县:增城、花县、新安、东莞、鹤山。根据年的肇庆府志记载,客家已沿北江南下,一直到阳江、阳春、思平一带。广州以南地区的客家是康熙雍正时移过去的。在岭南,客家移民再次受到本地人的敌视,就增城来说,客家的村庄在一年间从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多个,有的从北江的英德、长宁(今新丰)迁来,有的从永安、龙川、嘉应州迁来,他们租佃土著的土地,组织成一层层乡村间的“约”,小的包括十来户、大的有一百多个村庄,形成一大势力,引起了土著的恐惧。
由于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由于本地人需要客家的劳力,种族集团之间的紧张状态在十八世纪没有发展为公开对抗。但到了十九世纪,岭南开始衰落之时,种族集团的械斗又爆发了,首先是东莞和博罗,规模较小,后来就在广州以西的县份发生了大规模的客土械斗。
在开始的时候,我认为种族集团的自觉的强烈程度取决于时间和空间,种族自觉有高潮有低潮。以上的讨论,我们或者可以这么说,客家的自觉性,第一次是在十七世纪初的岭南出现,第二次是在十九世纪出现。
END
《世界客家文库》
《世界客家文库》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立项，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点打造的国家重点规划项目，是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对客家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及成果、客家名人名作、客家杰出人物事迹、客家社团及其重大活动等，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出版的传世盛举。
项目集图书出版、云端数据库建设、文化产业化于一体，是跨国跨界融合的重大文化产业化工程。文库于年12月全面启动，计划在10年时间内出版全媒体精品图书余种，打造客家文化大数据库（余种），致力于客家文化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以中华客家家训馆、客家山歌主题馆、客家非遗博物馆、客家方言博物馆、中华客家名人馆、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纪念馆、世界客家文化书院、客家珍稀文献博物馆等为核心，融合文创、旅游、地产、金融、传媒等多重业态，打造中华客家文化博览园等，促进客家地区的经济大繁荣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