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号之一。自刘邦首用汉国号以后，“汉”为后世诸多汉族与非汉族建国者反复沿用。汉国号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又使得“汉”成为域外对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并逐渐演化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面对耳熟能详的“汉”国号，它的确切涵义是什么？汉字、汉族、汉子等称谓又与“汉”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这是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境内的玉门关，为一座耸立在戈壁滩上的四方形小城堡，曾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丝路交通要道。摄影/陈淮
一、探寻汉国号之源
公元前年2月，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附近的汜水之北，汉王刘邦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汉”，这是“汉”作为国号的发端。其实早在公元前年，沛公刘邦被立为汉王时，“汉”已具有了不凡之意。汉国号是怎样得来的？
汉水—汉朝—汉文化，一个“汉”字、如一条血脉贯穿了数千年的历史。今天的汉水依然清澈、安宁，一泓清水仍在追忆着远逝的不朽岁月。
公元前年，项羽、刘邦等反秦众将共同拥立在民间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熊心为主，仍称“楚怀王”。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后来，刘邦先入咸阳，理应称王关中，但项羽不答应，他率40万大军，攻破函谷关，进屯新丰、鸿门，准备消灭刘邦，还预备了一场“鸿门宴”，让刘邦有惊有险。项羽不愿让刘邦据关中为王，又不便违背怀王约命，乃与谋士范增商议，以蜀、汉亦属关中之地为由，于公元前年2月封沛公为汉王，掌控巴、蜀、汉中三郡，建都南郑（今陕西汉中）。沛公一听大怒，欲发兵攻打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等将领皆劝沛公受封，萧何亦谏劝沛公权且屈居一人之下，据汉中为王。萧何是这样劝刘邦的：“《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沛公采纳了萧何的谏言，受封为汉王，以萧何为丞相。
历史的发展，后来确如萧何所料，刘邦“还定三秦”，击败项羽，得了天下，建立起新的统一王朝——汉朝。然而追溯当初，沛公刘邦初闻被立为汉王时为什么会愤怒？又为什么在萧何等人劝谏之后做起了汉王呢？分析东汉班固《汉书·萧何传》的记载，并结合楚汉相争的史实，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其一，依照楚怀王与项羽、刘邦等人的约定，“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那么刘邦应该被封为关中王或者秦王，然而作为诸侯统帅的项羽却违背约定，将刘邦封在汉中、巴、蜀这样的偏僻之地，封号为汉王。项羽给立有大功的刘邦的“酬劳”就像对流放的罪人一般，的确是太过分了，项羽还解释说“蜀、汉亦关中地也”，可谓强词夺理、玩弄概念。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称：“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即战国、秦、汉时最为习用的关中概念，是指今天的陕西关中平原，而汉中、巴、蜀不在其内。
其二，不仅如此，在项羽所封的包括灭秦有功将领、旧六国贵族以及秦降将的十八诸侯王中，项羽最不放心的就是素有“宽大长者”之誉、胸怀天下大志的沛公刘邦。在项羽看来，他要取代已经佯尊为“义帝”的楚怀王、成为新的楚帝的最大障碍，就是刘邦。有鉴于此，项羽一方面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拥有广大的封域，以便控制其他诸侯；另一方面，既立刘邦为汉王，更层层封堵汉王之国：汉王之国本都南郑，北阻秦岭，秦岭绵长，山高谷险，已经难以横越，项羽又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给了3个秦朝降将：雍、翟、塞，即进一步阻挡着刘邦北归的道路，再封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这样的层层堵塞之下，项羽认为刘邦是势难翻身了。
相当于楚义帝名下小小县令的沛公刘邦，得封汉王时，自然“怒”出有因，“怒”得其理。然而，刘邦“怒”而“欲谋攻项羽”，就当时形势论，则时机还远未成熟，不仅刘邦在力量上无法与项羽抗衡（当时项羽兵40万，号百万，沛公兵10万，号20万），而且项羽的家世声望以及与名义上的反秦力量总统帅楚义帝的密切关系，也是出身低微的匹夫刘邦所不能及的。事实上，刘邦也意识到了这些，所以他才甘冒生命危险，亲赴鸿门之宴。
不过话说回来，项羽封立刘邦为“汉王”而不是别的什么王，直接原因还是他与谋士范增“阴谋”划定的汉国都城在秦朝汉中郡的治所南郑。写到这里，我们先得讲一讲汉中郡中这个“汉”的历史。
汉中郡始置于战国时的楚国，公元前年为秦国所取，始治南郑，直到刘邦受封汉王时仍沿用。关于汉中郡名称的由来，为《史记》作注的张守节称“以汉水为名”，《水经·沔水注》说：“汉中郡，因水名也。”汉中郡的“汉”得自汉水的“汉”，应该毫无疑义；至于汉中郡的“中”，学者们大多解释为“中游”，则相当勉强，因为汉中郡并不在汉水中游，而是位于汉水上游。那么“汉中”之名作何解释呢？其实，只要跳出“中”释“中游”这一思维定式，问题并不难解决。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汉中”这个地名与古代巴人有关。虽然巴人的居住与活动区域，由于史料的欠缺而难以梳理清楚，鄂西、陕南、川东、重庆留下过巴人的踪迹，还是可以肯定的。在巴人语言中，“中”即地方；换言之，古代巴人表示“地方”这个意思的读音，大概就相当于诸夏（后来称华夏）语言的“中”字读音，所以用“中”来记音。比如巴中、阆中、黔中、资中、蚀中等等地名，就是巴人在先秦地名中留下的孑遗，“汉中”也是如此。“汉中”一名，虽然形式上看是诸夏文字，意思却不能按照诸夏语言来直解，“汉中”其实是一个诸夏和巴语的双语地名。双语地名是自古及今普遍存在的现象。举现在的例子，如雅鲁藏布江，“藏布”是藏语“江”的汉语音译，而又加上了汉语的通名“江”；青海省的峨堡大南山，“大南山”是汉语,“峨堡”是蒙古语音译，意为石堆（带宗教意味的）。具体到“汉中”，则是诸夏语言的“汉”加上巴语的“中”，意为“汉水流经的地方”。
进一步寻根问底，这“汉中”与刘邦“汉”国号之源的“汉”水又是怎么回事呢？从自然地理上看，今天的汉水（也叫汉江）发源地在陕西省西南部秦岭与米仓山之间的宁强县（隶属汉中市，旧称宁羌）冢山，而后向东南穿越秦巴山地的汉中、安康等市，进入鄂西后北过十堰流入丹江水库，出水库后继续向东南流，过襄樊、荆门等市，由武汉市汉口、汉阳汇入长江。由发源地到汇入长江，今汉水长一千五百余公里，为长江最长的支流。历史上的汉水，与今天相比并无重大的变迁。有趣的是汉水的名称。“汉水”本来只称“汉”，“水”是后来加上去的，这就仿佛中国古代的“四渎”江、河、淮、济，后来才逐渐有了江水、河水、淮水、济水以及长江、黄河、淮河等等名称，是为了区别性更强、特殊性更明显；其次，“汉水”之“汉”，竟也别具美义。在古代，“汉”有盛大的意思，所谓“汉言其盛”（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而“盛”本身有兴旺、美好之意，这样，“汉”也因此寓有了“伟大”、“盛大”的美义。在亚洲地区诸多民族语言中，称“伟大”、“盛大”之义的词，都发音为“han”。如古代朝鲜半岛的马韩、弁韩、辰韩以及今天的大韩民国，蒙古的成吉思汗，“韩”、“汗”都是所谓的汉字记音，而最初就是“伟大”、“盛大”的意思。
江淮流域示意图制图/刘梅
当然，在中国古代，这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都蕴涵着美义的“汉”，最美之处还是与“天汉”的联系。“天汉”如同一条云状的光带，仿佛天上的一条大河，所以又称“云汉”、“河汉”；这条云状的光带，略呈灰白色，因而也称“银汉”、“银河”；光带是由密集的恒星组成的，于是还称“星汉”、“星河”。而这“天汉”以及一系列的相关称谓，又都是由地上的“汉水”派生出来的。东汉蔡邕的《汉津赋》吟咏汉水道：“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汉兮，披厚土而载形。”“配名位乎天汉兮”一句，就显示了汉水与“天汉”的对应关系。地上的“汉”既然与天联系在了一起，地“汉”也就带上了美义。
刘邦赴汉中南郑前，萧何劝谏的话“语曰‘天汉’，其称甚美”，使刘邦在愤怒却又无奈之际，得到了一些宽慰，对此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沔水注》便直言：“汉高祖入秦，项羽封为汉王。萧何曰：‘天汉，美名也。’遂都南郑。”如此，萧何谏语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一句是十分关键的；甚至可以认为：刘邦接受汉王封号，以及后来确定帝国国号为“汉”，都和萧何的这一劝谏有关。它不仅使得刘邦委曲求全地接受了项羽给予的“汉王”封号，而且使得刘邦在得天下后，遂把天下之号（即帝国国号）定为“汉”。
二、梳理“汉”支流
刘邦的“汉”国号，上符天文之“天汉”，下应地理之“汉中”；汉国号的确立过程，体现了中国名号文化的诸多方面。
汉国号作为刘邦的诸侯国之号，使用了5年（前-前）；作为统一王朝的帝国国号，则使用了年（前-8）。公元8年，外戚王莽篡汉，刘家的天下变成了王家的天下，国号也变“汉”为“新”。
然而“汉”并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如果把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比作一条河流的话，那么起于公元前年、止于公元8年的刘邦之汉朝只是这条河流的发源段；经过短暂的潜流后，它重出地面，流出了众多的支流……
取代刘邦之“汉”的“新”朝历时短促，只有15年（公元8年至公元23年）。新朝后期，王莽不切实际的改革造成了比不改革更坏的结果，于是以揭竿而起的绿林、赤眉为代表的人民，怀念起汉家旧德，拥立刘氏后裔为帝，希望重建汉朝，而“欺人孤寡，篡汉自立”，则是刘氏宗室和维护汉朝正统的官僚地主声讨王莽的一条最重要罪状，恢复汉朝也因此显得天经地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刘玄、刘盆子、刘婴、刘子舆（王昌）、刘文伯（卢芳）等等真假刘氏后裔，遂被各派势力推拥为帝，并纷纷以兴复汉朝来号召天下；而雄才大略的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刘秀，也依据“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赤伏符”（“四七之际”指从刘邦封王的公元前年到刘秀起兵的公元22年，合年；“火为主”、“赤伏”都与汉为火德有关），乘势而起，并于公元25年6月在（今河北柏乡县北）即位称帝，国号仍为“汉”。
事实上，当刘秀“复高祖之业”称帝建国时，其他称王称帝者还遍布全国。只是十多年后（公元36年），政治经验丰富、行政能力杰出、军事谋略高超的刘秀灭群雄、取天下，汉国号才定于一尊，“汉”也再次成为真正的天下共号，并一直在名义上延续到了公元年10月魏王曹丕的篡汉建魏。
汉简是中国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简牍。它在书写思想上不受约束，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楷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曹丕篡汉建魏的次年四月，“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称帝，也定国号“汉”。刘备是否为汉景帝刘启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其实不能肯定，对此，注《三国志》的南朝宋人裴松之的一段话颇是意味深长：“臣松之以为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既绍汉祚，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然而无论怎样，刘备正是凭借着“帝室之胄”的身份，用兴复汉室为旗帜（顺带说一句，中央电视台所拍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片头自始至终“蜀”旗飘扬，这实在是闹了个大笑话），逐渐形成他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势力，并与曹操对抗、与孙权联合。当时，曹操“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孙权“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而刘备虽然偏处一隅，地狭民少，其自居为汉家正统，却也具有一定的政治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曹丕公然代汉称帝、废汉帝刘协为山阳公后，刘备继承汉统、再建汉国号，就成了势所必然。而且刘备做得也相当到位：先是，“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接着，“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文武也极力劝进。如此这番之后，汉中王刘备才变身为汉帝刘备。他的蜀汉政权也是见诸正史的刘邦、刘秀的两汉之后第一个以“汉”为国号的正式国家。
刘邦、刘秀、刘备“三祖”的汉，大体一脉相承、一统相接。到了中国历史上“五胡乱华”、分裂动荡的十六国时代，“汉”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匈奴刘渊、氐族李寿先后启用汉国号。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刘知远、王建、刘与刘崇也改行汉国号。
“汉”作为国号的最后一次使用是在元朝末年。公元年，反元大将陈友谅自称汉王，公元年他杀主徐寿辉而称皇帝，国号“汉”，建都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公元年亡于吴王朱元璋。
从刘邦到陈友谅，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汉”国号断断续续地使用了千余年（公元前年至公元年），先后使用了10次，出现过10个“汉”政权，尽管他们有的仅在历史上昙花一现，其君其民也并不全是后来指的“汉族”人，但是都选择了“汉”的国号，无疑是对民族的认同，是以“汉”族称为主体的华夏子孙超强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具体表现。
三、因“汉”而生的称谓
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关于汉族族称的来源，人们自然会想到强盛的汉王朝。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吕振羽先生则称：“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说“汉”这个族称源自汉朝是有道理的，但还应注意到早在汉代以前汉族之实体——华夏就已存在，并且已经拥有自己的名称。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
从历史的观点看来，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有过变化。华夏或诸夏是汉族的前身，是以夏、商、周人为主体，并融合四周一些小族而渐渐形成的古老民族群体。这一群体在以后的发展中，内涵不断丰富。著名国学大师柳诒徵曾经概略地指出：汉族“数千年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百数”。这种血统的混杂，对于民族的发展、壮大与进步是有利的因素。
翻阅司马迁的《史记》，“汉王”、“汉吏”、“汉将”、“汉兵”等词汇随处可见，这时的“汉”可以理解为汉王朝，“汉兵”、“汉使”可以理解为汉朝的士兵、汉朝的使节。但至晚到东汉时期，“汉人”除了含有朝代之意外，同时也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了。如《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北少数民族“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此“汉人”即与今日的“汉族”已完全相同了。随着汉朝统治的终结，“汉人”一词双重含义中的朝代含义自然消失，其族称含义日渐明确起来。魏晋南北朝之后，“汉人”一词已完全脱离了“汉朝之人”的本义，用以指称同鲜卑等游牧民族相区别的民族共同体。如《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王莽时有人在辰韩之地（古代朝鲜半岛南部民族部落之一）“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树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韩人”与“汉人”对称，“汉”之族称含义显而易见。
西安市西郊长安城遗址出土的汉代铜羽人，形状奇特，长脸尖鼻，颧骨、眉骨隆起，两个大耳竖立，高出头顶。初看面目狰狞，细看则眉宇眼角隐隐流露出一丝微笑。
值得注意的是，“汉族”的得名比起它的形成来说，晚了上千年，直到19世纪末，西方民族主义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在民族危机、民族主义及日本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民族”、“汉族”等概念才真正出现。
中国历史上刘邦、刘秀近乎前后相接的汉朝，历运长久（起于前年，止于8年，再起于25年，止于年），疆域辽阔，国势强大，声教远暨，对周围各国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中国对外交流尤其是与西北、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非常繁盛，因此域外特别是中亚地区及其以西诸国，往往称汉朝及汉朝以后的中国为“汉”。《北史·波斯传》记北魏时，波斯国使上书贡物：“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旧唐书·大食传》载，唐朝时大食遣使朝献，其使“请依汉法致拜”。宋朝朱《萍洲可谈》卷二记载：“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又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称“据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儿、汉人之类，皆习故而言。”
其实还不仅中亚、西北各国，以“汉”称呼中国，也逐渐推广到其他方向的一些邻邦，如日本就称中国为汉、汉土，日本和朝鲜称中国文字为汉字。而沿袭下来，“汉”也就从域外对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演化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
在汉朝建立之前的几千年，华夏族便有了“文字”。那么，它被冠之以“汉字”的称谓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相继发布了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的政令。但秦朝因暴政而短命。随之的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强盛而持久的国家，汉民族也正式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因秦朝统一的文字小篆难以认别，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字便在汉朝时代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这就是“隶变”，隶书作为社会流通的第一位字体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文字演变过程中重要的章节。在汉朝定型的隶书，把小篆及更前的字体由类似图画的线条符号，演变成为由几种基本笔画进行组合而构成的字体，极大地方便了时人和后代对文字的书写和识读。从汉朝开始的近代文字隶书，使得中国的文字被称为“汉字”。到了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样，汉代的文字就随着纸张大量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如此，域外其他民族对汉朝人所使用的文字称为“汉字”，也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在我国，男子称“汉”是一个习俗，比如男儿汉、老汉、庄稼汉、流浪汉，这个“汉”也与汉朝有着不解之缘。
公元前年，汉高祖刘邦在攻打匈奴时中了埋伏，在白登山被围7天后脱险。此后，西汉政权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战略，这让匈奴人对汉人十分瞧不起。到汉武帝时期，经过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西汉国力强盛，士卒训练有素，在汉武帝的命令下，西汉军队在卫青、霍去病两位将军的带领下，与北方的匈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经过数次大战终于打败了强大的匈奴。当时的汉朝士兵战斗力强悍，在对战中经常以一敌二或敌三，死战不退，一扫有“汉”以来匈奴人对汉人的蔑视态度。因此从那时起匈奴人对汉朝士兵的称呼即为“汉儿”、“男儿汉”，此称呼后来传回中原，风靡一时，后来人们逐渐对成年男子即用“男子汉”称呼。
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兵器架。由长方形木板、支柱和方座三部分组成。在黑漆地上彩绘云气纹。制作较粗犷。长方形木板上有三排挂钩。出土时中排挂钩上横置一件带鞘角的剑，说明当时男子所佩之剑在家中不使用时是放在兵器架上的。这是首次出土的西汉兵器架。
作为一个全然由华夏文明自身孕育出来的伟大王朝，汉朝在最深的层面影响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全部历史。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在汉朝统治期间取得的领土和确立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他们因自己是汉代首次确立的典型中国文化和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深感骄傲。事实上，汉朝之后的中国历史，基本上是由大汉帝国的成就所确定——从起源于华北平原的商朝开始，中国政权和版图到汉代时已经扩大到包括现代中国边界内的大部分地区。在这同一时期，中国文明的传统模式也已经确立，那就是在此后20世纪中一直坚持不败的模式。”
在中国璀璨的历史长河中，汉朝就像一颗明珠一样悬挂在历史的天空之中，它的成就和作用举足轻重，为后世的王朝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穿越汉朝四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影响几乎及于汉民族的每一个层面，以至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得到，我们仍与它血脉相连。摄影/李远波
这正是大汉王朝的光荣所在。它在两千年的历史深处注视着它所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的这个伟大民族。
四、汉族形成史上三次民族融合
已故著名民族史学家贾敬颜指出：在汉族形成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1、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
这是以夏、商、周人为中心，同化、融合边地以及内地的蛮、夷、戎、狄的时期。蛮、夷、戎、狄的习俗与法度逐渐向传统的夏、商、周人靠拢，在此过程中，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形成并壮大。平灭六国以后的秦，便是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单于和亲”瓦当
2、魏晋南北朝时期
此前陆续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由于与内地居民交错杂居，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诸多变化，从而成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主要通过其他民族汉化和汉民族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两种途径完成的。
“汉匈奴栗借温禺鞮”铜印
3、宋、辽、金、元时期
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相继进入中原，建立起辽、金、元政权。当这些政权结束时，除少数成员退回其发祥地之外，大部分定居内地的成员逐渐与汉族融合。这一时期，“汉人”、“汉儿”一类称呼再次大量出现，而且外延不断扩大，如元代将境内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种，“汉人”不仅指北方的汉族，也将契丹、女真等族都包括进来了。
具有西亚风格的银盒
明清两代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但汉族仍然有所扩大。明初朱元璋颁布的禁止胡服、胡语、胡姓、胡俗的法令，加速了留在内地的非汉族部众向汉族的融合过程。满族进入中原建立清朝，尽管其上层贵族竭力保持民族特性，采取了不与汉族通婚、习满文、练骑射等措施，却无法阻止满族的汉化进程。现今的汉族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过来的。
南越式熏炉
年中华民国建立，提倡“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至此，“汉族”正式作为汉人共同体的族称出现在史册上。
草原民族金带扣
汉族形成史上的民族融合，鲜明反映了这样的史实：汉族融合其他民族的能力，极其强大；汉族的血统，极为复杂；而汉族的文化，作为历史上诸多民族优秀文化因素的集成，尤其丰富多彩……
中国历史上十个以“汉”为国号的政权
刘邦
1、西汉（前-8）刘邦所建，定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为区别于王莽“新”朝之后刘秀所建立的汉朝，后世称为“西汉”。
刘秀
2、东汉（25-）刘邦九世孙刘秀重建的汉朝，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史称“东汉”。
刘备
3、蜀汉（-）刘备所建，定都四川成都，史称“蜀汉”。
刘渊
4、匈奴人刘渊所建的“汉”政权（-）刘渊于公元年称汉王，公元年称帝，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汉”。
李雄
5、成汉（-）公元年，巴氐族领袖李特之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定都成都。公元年，宗室李寿改国号为“汉”。
王建
6、天汉（年正月-十二月）蜀主王建欲行“刘备故事”，改“蜀”为“汉”，共计1年。史称“天汉”。
刘龑
7、南汉（-）刘龑在番禺（今广东广州市）称帝，国号“越”。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刘知远
8、后汉（-）沙陀部人刘知远所建，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后汉”。
刘崇
9、北汉（-）刘知远从弟刘崇出于自居正统，继承了刘知远的事业，在太原称帝，仍沿用汉国号。史称“北汉”。
陈友谅
10、元末农民起义军政权（-年）起义军领袖陈友谅为恢复汉族王朝的统治，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定都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作者：胡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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