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民族的迁徙，在封建时代可谓屡见不鲜。就汉族而言，秦汉至明清大规模的迁徙，就曾发生过多次。追究其原因，大体有这两方面：一是封建统治者按自己统治的实际需要进行强制性的派遣和宽松性的诱使，如秦时三次驱使军民戍守岭南和清初奖励向四川、台湾、东北移民的措施等。一是原居住地区（特别是中原腹区）政局动荡发生割据、战乱、在生产破坏、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人民被迫向外流亡，以求生存引起的。
一、汉人南徙与客家
秦汉时期。中原汉人（此前被称为华夏族）向南迁徙由来甚久，最早可上溯到战国及其以前，如周朝徐人就曾多次向江淮地区迁移（详见拙文《东夷简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年第1期）。但作为较大规模的向南迁徙当在秦始皇并六国以后。秦灭齐统一中原的同年发兵征服今浙江的闽越后，旋即要慰屠睢率50万大军跨五岭向今两广的南越进攻，因越人抵抗和粮饷不继，慰屠睢战死秦军败北。后来秦增派援军，由任嚣率领，并使监御史史禄修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县境）沟通湘江和桂江支流漓江，使长江、珠江水系联结，解决粮饷供应，从而征服南越，并在彼地置三郡即南海郡（治所在今广州）、桂林（治所今广西桂林一带）、象郡（治所在今越南北部）。置三郡次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年）又迁中原50万人去南越，后来又“发诸尝捕亡人。赘婿、贾人”前往，并“使治狱吏不直者，流放南越地”，到赵陀受命统治南越时，秦朝又赐予无夫之女一万五千人去彼地，为“士卒衣补”等等。总之，秦朝几次向南越遣去军民百万之众，长期与越民杂处。秦亡后，赵陀自称南越王。汉高祖刘邦为久安长治计，派陆贾以予安抚封职，这更利于南去汉人与越民一起戍边和农耕，加速了汉越两族融合并推动了岭南的开拓、促进这里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秦滞留南越军民，因长期“居留南疆，不再言归”，成为后来南方客家的远祖，言下之意客家应溯源于此，并肯定唐代名将张九龄等北江人是秦戍卒后裔。我们认为，由于此等说法史证尚少，更为重要的这与大陆客家各州县历代史志记载以及各客家大姓族谱的记述相悖②，所以我们对这一客家源流新说不敢敬同。不过，秦汉初北来的军民，他们是第一批南徙的汉人，则是毫无疑问。
西晋时期。西晋末，“八王之乱”大伤元气，当“五胡”边族入扰中原后，其可说国破家亡，晋都南迁。数百万军民拥向江南，这一家国的政治大转移，不少学者认为后来客家民系形成渊源于此。
唐至宋时期。本段初，因隋唐是空前统一的封建大国，百多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中原地区恢复了元气，人们生活比较稳定。自唐玄宗天宝（公元——年）以后，皇室贵族、官僚地主日趋腐化，农民租役有增无减，阶级矛盾激化。地方节度使势力发展，终于导致要毁灭中央政权的“安史之乱”。当时身兼三节度使的安禄山，不光搜刮幽州、平卢、范阳百姓，还以20万军队于年（天宝十四年）直扰洛阳、长安腹区，中原再次陷于战乱之中，如安禄山叛军陷长安时，“大索三日，民间财资尽掠之”（＜新唐书·安禄山传＞），接着，唐军（间还有回纥十万人）与叛军长期的战争，中原许多地方烟火断绝城，乡一片萧条，连唐的中枢机关都迁出长安，所以这时不少中原汉人入川或南移。唐末黄巢大起义驰骋中原辗转大江南北，十年征战，势必促进推动中原汉民南迁，因为中原人民深受天灾人祸之苦，向往起义。尤其是唐末至五代这一段，藩镇掠地争城，使中原“人烟断绝，荆榛蔽野”，难于生存，纷纷南徙，如光州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即一例。客家许多姓氏族谱也记及此事。北宋中国再次统一、稳定，南方一些有客籍的州县（如今广东之梅州市属各州县）客户已占了优势，其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据清末温仲和撰修的《嘉应州志》记载、北宋梅州（今梅县）已改变宋初畲民和瑶民等土著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开始，主户（畲、瑶）为户、客户（外来户即客家）户。百年间，神宗时代前者下降为户，后者增至户。
南宋至明末清初时期。北宋年亡于金，开封被破以后，俘走二帝，中原沦陷，广大军民为不受金人铁蹄蹂躏之苦，大举南下，南宋高宗也着意收留，无疑增加了中原汉人南迁的份量，形成百万军民南下局面，惜临安歌舞忘却民族仇恨，这些南下汉人也是客家先民为了生存只好进入深山区与狼虎为伍，拓荒耕稼，三江（赣、汀、梅）此时大开发，成为客家大本营。汉人从中原南徙在这时止停。
元明之际，中央政府对人民控制严密，因为统一，相对稳定，迁徙也较少。
清时期。清初，西南三藩平定后，国家空前统一，但客家迁徙却仍在继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向台湾、四川、粤西、广西乃至海南、海外迁徙。清康熙（公元年以后）已确认台湾为东南门户地位，取消海禁，许多大陆人民出海去台，但有种种限制，如粤省只许嘉应州（今梅州市）的镇平（今蕉岭）、平远、兴宁、长乐（今五华）四县人，并规定去台的路线（即沿韩江到今汕头再转到厦门，又专人送至澎湖妈宫港，再由府城接收）及手续繁杂。据知，反台湾割让日本的丘逢甲名士其祖先就是这前后由蕉岭县迁台的，今祖籍在梅州蕉岭的台湾同胞达40多万人，比蕉岭县人口多一倍。又清政府鉴于四川多年天灾人祸，人户稀少，采纳了湖广总督祖远泽“移湖广、滇四川”的移民措施，迁四川者给予银两资助以及垦荒免税的优惠政策，这时粤东客家人不少举家移迁四川，正如台湾陈运栋先生指出的：“这时粤赣客家，因系商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山多田少，耕殖所获，难于供用，遂随湘鄂农民之后迁徙入川”今天四川有这么多客家，与当时移民政策有关。珠江三角洲以及番禺（今广州）周围各县，雍正以后，这一带日臻繁华，工商、交通发达，对久居偏僻山地的客家人甚有吸引力，这时，江西赣州、广东嘉应州、韶州（今韶关市）惠州人稠地少的客家乡镇，纷纷向彼迁移。今日花县、东莞、宝安、深圳、台山以及广州市郊之客家大体是这时从上述四州迁去的，据知，洪秀全先祖是由嘉应州梅县迁到花县的。稍后，一些嘉应客家则向广西武宣、桂平、陆川、贵县、博白各县迁徙，太平军金田起义有众多客家参加与此有关。亦有人逼于无奈，为了生存，又向南洋迁去，（他们不同西方人东来）粤省以梅州为多，形成蜂踊态势（梅州形成华侨之乡），形成客家走向世界大迁徙的格局。
综合上述，到清晚期，中原汉人南迁早已告终止。但由南迁而形成的客家民系，这前后却经历过曲折复杂的局部迁徙，其特点是一改以前单纯南下、入山、务农只求温饱求生的状况，而是走出山区面向城市，摆脱务农进入工商。有一部分客家更具有无畏精神面向辽阔的海洋面向五大洲各国，顺应着历史潮流开拓前进。了解南下汉人整个迁徙历史，对我们领会党的某些特殊政策如侨务政策、理解若干社会问题如客家语言、民俗、外籍华人、双重国籍问题，以及台湾大陆同根，终归一统等，将有启迪和帮助的。
二、客家的形成、分布及其他
纵观我国封建历史，中原汉人南迁是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历史阶段的，起初中原汉人南迁是遍布大江南北各省，如晋末第一批南来的汉人大都散居江北，长江中下游各地。他们移至新居地时，客、主比例悬殊，且这些地方地接中原，早与中原有过交往，长期生产、生活交往中已融成一体，无彼疆此界之分；作为客户的南下汉人，无自己的名称，只以地区划分彼此称谓，如今湖北人、武汉人、江浙人、上海人、宁波人、江北人等等，只有后来，一般说是晋宋之后，大批南移汉人渡江汇集在粤、赣、闽三省边境山区时，客户在此逐步占绝对优势又自然形成南下汉人自己的大本营以后，客家民系始得形成。其主要特征是：沿用北方语言，保持中原固有的风俗习惯等等。为什么带有中原古音的客家话后来又以粤东嘉应州（今梅县）的客音为标准呢？彼地除居三省边较大的丘陵平原外，它原是古代岭南北上的一个中转站，往南有韩江、往东有东江之便，可通潮州、广州；北边又与赣江、汀江流域相接，沿赣水北上经江淮水道通北方和中原地区。梅县是在山区的小平原上，得天独厚，所以它成为客家的中转站，是客家人才荟萃，客家文化弘扬之地。至于梅县的客家由何时进来？众说不一，我们认为宋元之际较切实。正如清末维新派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客家人，祖籍在梅县，曾是清驻新加坡、旧金山的总领事）在《已亥杂诗》书中自注吵说的：“客（家）人来州（嘉应州包括梅县、蕉岭、兴宁、大埔、五华等县），多在元时，三河南人。”这与文天祥在闽粤地区长期抗元，梅县壮丁多参加义军。失败后嘉应州（治所在今梅县城）城变为废墟，后来又重新组合（从福建又迁来大批客家人）有关。但光绪年间编的〈〈嘉应州志》则说：客人来州，约在元末明初。可见，客人迁徙某地难有统一的时间，有先有后分批到达无疑。至于发生在清代的迁徙，不论其原因或迁移的情况均有较详的记载，在清修或民国前后修的志书或客家一些大姓族谱中都或详或略的介绍，可供参考。民国以来各省民籍大体稳定，现据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将南方主要省区客家分布的约略情况分述于后。
广东纯客话县有17个。即梅县、大埔、蕉岭、兴宁、平远、五华、丰顺、连平、龙川、紫金、河源、翁源、始兴、仁化、英德、赤溪（今归台山）。半客家或有部分客家的县市有41个。即曲江、乐昌、乳源、连县、连山、宝安、惠阳、海丰、陆丰、番禺、中山、揭阳、徐闻、阳春、惠来、新丰、开平、清远、龙门、潮阳、从化……。
海南省无纯客话县。半客家或有部分客家的县市，有海口、琼山、儋县、定安、崖县等五个。
广西纯客话县没有，这与客家来桂晚有关、半客家或有部分客家的县有45个县市。即信都、贺县、钟山、阳朔、桂平、贵县、博白、修仁、榴江、三江、中渡、融县（今融安县）、宜北、南丹、风山、东兰、河池、罗城、柳城、荔浦……。其中博白和陆川客家最多，约占70——80%。
江西纯客话县有10县。即寻乌、安远、定南、龙南、全南、信丰、南康、大余、崇义、上饶。半客家或有部分客家的县市20个，即赣县、广昌、宁都、石城、瑞金、会昌、永丰、吉水、泰和、兴国、于都、吉安、万安、遂川、彭泽、湖口、九江、修水、万载、萍乡。福建纯客话县有5县。即宁化、长汀、上杭、永定、武平。半客家或有部分客家的县市有7个，即龙岩、明溪、清流、连城、诏安、南靖、平和。
四川也无纯客家的县市，其原因与广西相同。住有客家的县市我们祖略计算不少于15个。即成都、重庆、巴县、乐山、仪陇、涪陵、广汉、灌县、内江、资中、新都、荣昌、隆昌、泸县、会理等。台湾省无纯客家的县份，半客家或有客家的县市区有18个③，即台北、基隆、台中、台南、新竹、宜兰、苗栗、台东、南投、彰化、云林、喜义、高雄、屏东、花莲、澎湖、桃园、阳明山。
贵州、江苏、湖南、浙江据我们所知也有客家，因无准备的数字，只能存缺。
全世界有客属华侨的国家和地区达15个，即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巴基斯坦、文莱、斯里兰卡、英、美、法、苏联、日本、荷兰、丹麦、挪威、加拿大、巴西、尼泊尔、老挝、朝鲜、巴拿马、塞舌尔、南非、澳大利亚、斐济、缅甸、瑞蒙古、越南、柬埔寨、毛里求斯、留尼旺、秘鲁、圭亚那、智利、古巴、苏里南、牙买加、千里达、巴布亚、尼泊尔、腊包尔、所罗门④……
客家为我国汉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我国古代乃至今天南部经济文化、对外往来有着重大影响，客家问题研究已成举世瞩目之课题是自然的。至于客家问题的研究，在大陆除客家方言外，建国以来几乎封锁人问津，是个空白。但客家尚有许多领域（条件具备时，我建议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客家研究学会），值得我们去探讨、发掘，对我们今天有借鉴、参考的价值。如研究客家教育，会启迪我们总结出在山区发展教育的路子和经验；研究客家三堂两横一阴城的围龙屋式建筑可以窥见古代中原宗族聚居的结构和情景；研究客家语言，可领会古代中国语言的典雅、明快、谨严以及汉语二千多年来发展、演化，扬长避短的历程；研究客家民歌可见之我们祖先一些风俗习题、各族文化融合的情景，从中扬长避短，丰富我们今天的生活。此外，还有许多，像客家客民俗、客家精神、客家源流、客家与台湾大部分居民同宗同源的关系、客家与海外各国华侨的血肉关系、客家与近现代革命的关系等等，都具有现实意义。
这里，我们只就客家精神择要略述，相信对于振兴我们的民族精神将有启迪的。
首先是客家刻苦耐劳白手创业勇于开创的精神。在南迁过程中，这批中原移民历尽千辛万苦，在偏僻荒芜无人烟的山区，为了生存，自谋发展，不分男女老幼一齐动手，“勤劳刻苦、勇于开创”，尤其是客家妇女，一反当时社会上缠足依赖的恶习，与男子一起生产劳动。后来，有更多的妇女为支持丈夫飘洋过海向世界发展；自己留在山区，把生产生活一肩挑，真正起到半边天的作用。
其次是客家反侵略反压迫的爱国、革命的精神。古代客家革命事例已见前述，近百多年来，比较大者，诸如掀起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杨秀清；抗法英雄刘永福；反对台湾割让日本的丘逢甲；反清义士温生才；抗日将领谢晋元；解放战争及其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著名将帅朱德、叶剑英等等乃国内外中国人所共知的，他们爱国家、爱民族、爱乡土、爱人民的那股凛然正气和不屈的精神实令人万世景仰。
最后是客家不畏艰难险阻，不畏风吹浪打，面向海洋、面向世界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奋斗的精神。“他们飘洋过海，开基创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⑤，与侨居国的人民一起战斗，为整个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言以蔽之，所谓客家精神乃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良好道德、伟大气魄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弘扬和继承。正值举国上下为实现我国四化宏伟目标，振兴中华之日，发扬客家上述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依据上列叙述和分析，我们可作如下的结论：今日南方客家民系渊源于古代中原汉人的南迁。这一人数众多⑥,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民系形成的时间在魏晋至唐宋之际,具体地域在以今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广大山区、客家民系是古代中原汉族的苗裔,他们与南方各少数民族及其他汉族人民共同开发了祖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南方广大地区.以客属为主体的华侨在开发南洋即今东南亚各地区\在发展中国与今五大洲各国的来往交流有过重要的贡献.早已存在客家中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是十分必要的”（摘自网络“中原汉人南迁与客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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